■直言

    潮　白

    昨天中国新闻网有一篇《摩梭族母系文化濒临瓦解　走婚引发官司越来越多》的报道，是对学者拉木嘎土萨的采访，谈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摩梭人开始面临家庭小型化的问题，这将导致泸沽湖母系文化的支撑平台坍塌，母系文化濒临瓦解”。报道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但“摩梭族”的用法显然违背了基本常识。

    在我国56个民族中，没有摩梭族，只有摩梭人。不要说专业人士，就像笔者这种民族学专业出身、虽早已远离“本行”的人也一眼看出了破绽。摩梭族与摩梭人，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性质大别。所谓××族，是经过了民族识别之后正式确立了的民族名称；而××人，则属于待识别的人群。经过民族识别，他们可能归属于哪个民族，如上世纪80年代苦聪人被确认为拉祜族；也可能产生一个新民族，如56个民族中最后明确的基诺族，是在1979年。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民族成分的“辨认”。笔者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读书的时候，好多前辈老师都曾参与过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识别。比如中国人类学第一个女博士生导师黄淑娉先生就参加过四川小凉山、云南中部坝区及南部地区的彝族识别调查。听前辈们说，当时先由各自申报，自认为是什么族，一共上报了400多个；然后根据斯大林下的民族定义——— 几个共同——— 来进行识别，最后确定了我们现在熟知的55个少数民族，连同汉族，“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只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斯大林还有一本《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上语言学课的时候也是言必及之。彼时感到非常不解，学术问题为什么也要唯领袖人物马首是瞻，应该说到现在也仍然没弄明白。远离了“本行”，不知道我们现在“学术上”的民族定义究竟如何。

    其实，在上面提及的报道里面，也是一会儿摩梭族，一会摩梭人。稍微留心一下就不难发现，凡是直接引用学者拉木嘎土萨的话的地方，都是摩梭人，而轮到记者自己的表述，才是摩梭族。这就充分表明或证明，“××族”与“××人”的概念，在学界中是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只是学界之外混为一谈而已。这不是一个“局部”问题，早几年笔者在一家报纸刊登的几个版面认领孤儿的介绍中，就见识了3个莫名其妙的“新”民族，纯粹想当然，都不知是怎么出笼的。当时按照报纸提供的报料电话纠错，态度倒是诚恳，结果却不了了之，因为第二天固定的纠错版块，全然不见踪影。这是很不应该的。诚然，1950年，丽江专区第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明确记载：“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摩梭族12人。”须知，那是在民族识别之前。我们也不排除将来“摩梭人”成“摩梭族”，但是现在还不能这样说话。

    最后想说，我们关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该本着猎奇的心态。拉木嘎土萨认为：“要保护好摩梭人的母系文化，还需要更大的努力，比如建文化特区，限定旅游人口等。”他说的“限定旅游人口”，显然是针对猎奇人群的，摩梭人的“走婚”，以母亲的血缘为纽带，男不娶、女不嫁，对他们来说才是吸引力所在。知其然而不知、也没有兴趣知其所以然，这种心态就是猎奇的心态。